1996年4月27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从广州确定更换合作伙伴到国家计委正式批复,差不多经历了整整两年时间。其间,除了争取中央部门的支持外,如何让法国标志退出也让广州伤透了脑筋。法标怎样才能退出,广州需要花多大的代价?万一法标不愿退出,广州最坏的打算是什么?⊙破产还是股权转让?让我们回到两年前的1996年4月27日,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广州市委常委会决定:更换广标的合作伙伴!同时,广州市成立了以广州委书记为组长、市长和专管汽车的副市长为副组长的轿车工业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了这一战略性调整工作。这次会议作出了调整广州轿车工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决策,具有深远的转折意义,可以说是广州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

除了当年广州标致从辉煌到落幕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如今汽车圈里已经鲜有人对加列维(Jacques
Calvet)这个名字感到熟悉。他的确切身份是1984年至1997年、拥有标致及雪铁龙两个品牌的PSA集团总裁,而1984年至1997年恰好涵盖了广州标致由生至死的整个生命周期。

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高祀仁(现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专门就广州标致的何去何从进行集体决议,与会的42人心情沉重,现场气氛十分严肃。

壮士断腕,多少有些让人无奈。因为辉煌过,所以很多广州汽车人对广州标致有着很深的感情。“1996年6月,广州标致公司组织部长以上骨干到鹤山的叠翠山庄开会,会上谈了让标致退出的想法,不少老员工都哭了。”原广州标致的董事长秘书刘辉联回忆说。可是大家也明白,标致汽车的声誉已经很差,企业的财务状况十分困难,已经资不抵债,要翻身很难了。

当那些与广州标致有关的尘封往事再度被揭开的时候,《汽车商业评论》试图将从这个叫做加列维的法国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也许你会发现,在当时,一位不具备全球视角和长期战略思维的领导人和企业管理层,会给一段看似势头良好的合资合作埋下怎样失败的种子。

谁都明白,为了这个项目,广州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越滚越大的巨额债务如果再不处理可能把整个广州拖垮;与标致分手,再走一条新路也是前途未卜,毕竟广州标致搞成这样,国家有关部门包括外方都对广州能否发展汽车工业普遍持怀疑态度。

而当时的广州汽车,输得只剩下全国轿车生产定点的“三大三小”之一了。这个定点地位是一笔无形资产,所以在考虑重组问题时,要十分慎重,不宜感情用事。

从1985年法国PSA集团旗下的标致汽车与广州机电局合资组建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到1997年合资公司停产清盘并以1法郎卖给后来的广州本田,广州标致已经作为中国汽车合资企业中的经典失败案例被来来回回剖析过多次,无论是对于资本结构不合理、车型落后价格高、国产化率慢的反思还是针对管理、销售体制及售后服务落后的深刻探讨,所有一切始终不能绕过的,便是针对法方对合资项目消极姿态与战略失误的声讨。

但再拖下去肯定死路一条,广州别无选择!

为了更换合作伙伴,劝说法标退出,广州请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北京思科律师事务所和香港百富勤公司做过专门研究,希望在广标重组的方法上找到一个最快捷、最稳妥的途径。

但是,反思和声讨似乎是单方面的。当中国汽车业在为广州标致如此惨烈的收场而扼腕叹息时,远在巴黎包括总裁加列维在内的PSA集团高管却认为,过去十几年他们在中国的表现是一场胜利——他们用很少的投入(22%的股份主要用中方应给的技术转让费和法国设备入股),却通过CKD赚取了大量的法郎(从1984年到1995年底为止,法国标致供应的CKD件的总额为33.3亿法郎,约合当时人民币近50亿元)。

与会的同志神情悲壮,大家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见:“更换合作伙伴,让法标退出广州”。常委会议一致通过,同意市汽车办提出的《关于调整广州轿车工业发展战略的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认为广标的重组可采取三种方式:

于是,一切变得都不难理解了。无论是针对标致504、505国产化进程以及引进新车型的不积极,还是对当时广州标致三期工程决策的拖泥带水,都是源于法方从未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过这个项目,他们在乎的是这个项目能够在短期内带来多少利益,而不是未来能够在中国走多远。

对广州决策层来说,心情是复杂的。消息传到广州标致,不少员工哭了,毕竟在这里干了十来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广州标致曾带给他们荣光,但更多的是伤心与无奈,往事一幕幕,历历上心头。

第一种是解散。根据中外合资法和广标公司的章程,董事会一致同意并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公司可以自行清算和解散,按有限责任的原则,处理资产和债务。

而作为当时PSA集团总裁,加列维显然是这一战略思想的“代言人”。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红火一时的广州标致,没想到风云突变——曾经供不应求的轿车突然滞销,产品大量积压、进口配件堆积如山、资金日趋紧张,到1994年这个原来的利税大户竟然出现了巨额亏损。

第二种是股权收购。先由广州方将法标、中信、IFC和BNP的54%的股权全部收购,一段时间内由广州掌握广标100%的股权。待新的合作伙伴选定后,再将50%的股权转让给外方,使广标成为新的中外合资企业。

1931年9月出生的加列维毕业于巴黎国立行政学院,毕业后曾在法国国家审计院工作,并为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的德斯坦当过办公室主任,德斯坦当选法国总统后,加列维便开始了他在巴黎国民银行的就职生涯,并一直做到总裁职务。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广州标致一下子懵了!

第三种方式是破产。由于广标已资不抵债,可以采取主动申请破产或由债权人提出的被动破产,按法律程序处理。破产后,由广州方与新的合作伙伴向清算委员会收购原广标的资产,组建合资公司,最终实现广标的股权和债务重组。

1982年,PSA因为1970年代的几次收购而遭遇了很大的财政困难,于是,52岁、被PSA家族看作有能力帮助集团脱困的加列维被请到了PSA,2年后的9月4日,加列维正式成为这一家族企业的总裁。

没想到看起来风光的广州标致,竟是如此脆弱。

原汽车办副主任胡象生回忆说,当时法标的态度,既不想增资来挽救广标,又不想解散企业,更害怕破产。因为广标的债务很重,现有资产的变现率不会很高,一旦解散或破产,不仅原来的出资额一点也收不回,广标欠法标的5亿多元债务大部分也收不回去,他的损失加大。同时广标所欠的18亿元贷款中,有16亿元是由中方担保的,法标不会自愿来为中方承担还贷责任。所以第一种方式不可能出现。

从1984年,加列维开始对标致和雪铁龙两个品牌进行大刀阔斧的整理,12000人遭到裁员,同时他因为想要大力发展当时不被看好的雪铁龙品牌,曾经引起标致员工的大罢工。他的强硬被人称为“用仇恨来管理”,结果也就可想而知,PSA并没有按照他的设想成为进入欧洲一流的汽车公司行列,而他自己也在1997年被让·马丁·佛尔兹取代。

◎“8000台车把黄村机场堆满了”

在那之中夏族民共和国小车业在为圣菲波哥伦比亚大学标致如此悲戚的了断而扼腕长叹时,同意市汽车办提议的《关于调度苏黎世汽车工业腾飞战略性的见识》。由广州收购股权,当然最好,各方股东的损失最小,对各方面的影响也不大。但由于法标的原因,不容易实现。打探其它三家股东,结果还是比较乐观。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加列维从一开始进入PSA集团其目标就是要使之成为欧洲一流的公司,这一点可能也是PSA家族为何选中加列维的原因,纵观PSA的发展历史,这一家族似乎从未能够摆脱欧洲地域的思维。

“山雨欲来风满楼”。1993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加强宏观调控的若干意见。当时汽车市场明显供大于求,并且“散、乱、差”,成为调控的重点行业。1995年,全国汽车产量只有144万辆,尚不如国外一家汽车企业的产量多,但却分散在122家整车生产企业生产。其中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只有5家,产量在1万至10万辆的有14家,剩下的企业平均年产只有1700辆左右。

至于破产那是不得已的办法。从1996年4月广州市委决定更换合作伙伴后,对破产问题也作过充分研究,提出过破产方案,作了思想准备,一旦法标不肯转让股份,不肯体面地退出广标,最后也不得不走破产的道路。经研究分析,如果进入破产程序,取得广标的股权所付出的资金可能比正常收购要少,但是其它负面影响却远远比正常收购要大得多。

而加列维则是个不折不扣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他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使用欧元共同货币、反对欧洲汽车市场向日本开放,并自诩为法国汽车工业的捍卫者,这就不难想象,当欧洲市场在逐渐萎缩,与之同在欧洲的大众等汽车公司早已开始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机会的时候,象加列维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具有全球视野和思维。

原广州汽车办副主任胡象生回忆,1993年下半年起,全国汽车行业产品积压的情况开始出现。加上当时汽车走私比较厉害,上海桑塔纳、一汽奥迪、天津夏利、北京吉普等产品都相继出现积压。而基础比较脆弱的广州标致情况尤其突出,而且来势凶猛。

首先,从经济损失来看,如果破产法标的损失只有2亿元左右,而广州的损失达11亿元多。

回到当时,加列维刚刚出任PSA总裁,希望能够位处在财政困难的PSA找到一些能够赚钱的项目,而香港商人何子栋恰在此时牵线搭桥,于是,PSA在即将合作的广州项目上看到了能挣上一笔的希望。

1993年7、8月份,广州标致的生产部门已意识到不利动向,曾建议适当压产以减少积压,并已开始裁减少量非固定人员,但公司的主要领导没有采纳这一正确建议。在法国标致顾问孟高飞的主张下,仍然增加产量。1993年,广州标致当年生产20800辆,这也是广州标致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年,但只销售了12000辆左右,到年底积压了8000多辆。

其次,从时间来看,争取时间对广州极为重要。按广标当时的财务情况,重组每推迟一天,就多造成100万元的亏损。如果广标破产,根据广东其它破产案例的情况,乐观估计,完成破产清算、清偿债务、财务处理和职工安排,最快也要一年左右。如果出现不可预计的因素,拖一两年也不奇怪。这样,既使中方债权人、债务担保人和配套企业的损失加大,也推迟了新伙伴、新车型的进入,广州轿车的定点地位也不一定保得住,破产还可能破点。

加列维当时的想法就是汽车制造太复杂,底子薄弱的中国搞不了生产,他的计划就是通过大量进口PSA旗下法国标致的504、505的零部件由中国组装,来赚取中国的钱。为了降低风险,合资之时,法国标致只占了22%的小股。

原广州标致的员工回忆,厂里连放车的地方都没有了。本厂的停车场自然是摆得满满的,还租了黄村机场、毕山等地停放标致车,请武警三班轮流看守。几千辆车摆在露天,日晒雨淋,风吹雨打,时间长了,生锈、损坏的不少,甚至有老鼠钻到里面咬坏线束,叫人看了感到心痛。

第三,对香港骏威公司和香港越秀公司会造成不利影响。香港骏威公司间接占有广标46%的股份,并以汽车业务为主体在香港上市。骏威又为广标担保了不少境外贷款。香港越秀公司是市政府在香港的主要窗口企业,为骏威担保了更多的贷款,而这些贷款有不少是借给广标使用的。如果广标破产,骏威公司将失去汽车这一主体业务,不能继续上市交易。骏威借给广标的贷款和为广标担保的贷款以及骏威本身欠银行的贷款将会一揽子爆发,造成连锁追债,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会有破产的危险。对越秀公司而言,其负面影响也不亚于骏威。如果广标破产和骏威受到追债压力,越秀公司投入骏威的资金以及为骏威担保的贷款,也会引起追债风波,越秀公司本身所欠银

法国人运气够好,广州标致生在了一个好时候,当时全国轿车产量很小,竞争的品牌也很少。所以不错的性能、内饰和操控性,使得标致汽车特别是505轰动一时,并一度在国内市场供不应求,1988年,广标年产量至5000辆以上,开始盈利。

1994年法标第二把手巴贝来广州,看到这一幕大吃一惊说,这么大的库存,假如在法国库存这么大肯定是要停产了。当时任广州汽车办计划处处长的李少回忆,“对广州标致的员工来说,那段时间是最难过的,企业产销出现恶性循环,大家人心惶惶,员工都在担心明天是否还有饭吃”。

行的巨额贷款也可能出现追债高峰,这样对越秀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同时,使广州市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信誉和融资地位大大削弱。

在这个过程中,法方通过CKD赚取了大量的利润,也正因如此,他们不愿意看到零部件的国产化。一直到1993年,随着竞争对手的逐渐发展,广标优势不在了——国产化率上不去价格偏高,桑塔纳、夏利的竞争优势上来,广标汽车开始积压,企业出现亏损。但是亏损的是中方。

产品的大量积压,资金的占有量也很惊人。仅8000多台整车积压的流动资金就达10多亿元,加上库存的CKD件,国产配套件和车间的在制品,资金的占有量更为庞大。由于资金周转不灵,不仅把企业以往的积累全填进去了,一些在建改造工程的款项也被挤用。公司欠人家的钱(据1995年1月份统计共11亿多元),对方天天催债,法标追、银行追、供应商追,广州标致根本无法应付。而别人欠公司的车款又收不回来。很快,广州标致的财务状况进入非常艰难的境地,企业信誉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根据广标公司原来的总合同,合作期限为20年,到1996年已经12年了,还有8年。现在,合同尚未满期,广州方面想结束合作,希望法标退出,他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吗?

当项目盈利时,一切都好说,于是就有了1992年广标三期项目15万辆规模的计划,不仅初定引进406,连地方都已经找好。但是当广州标致亏损时,加列维便开始动摇了,接下来的1995年12月3日,加列维的中国之行不仅没有为广标挽回生机,反而促使它快速走向灭亡。

“屋漏偏遭连夜雨”。产品的滞销,让广州标致汽车一些潜在问题逐渐暴露,并“放大”出来——毛病多、油耗高、配件贵、网点少、服务差、车型老。社会舆论对广标公司也极为不利,与前几年抢购标致汽车的情况形成极大的反差。

法标压根儿就不想轻易退出。标致明知已有大汽车企业介入广州轿车项目,但决不会把股权转让出来,让自己的竞争对手轻易得逞。可以说,合作双方的分道扬镳将是一场艰难的“离婚”。

广州方面希望争取利用加列维访华促成广标三期项目来拯救广标,但加列维却认为,广州标致不能盈利,情况不好转,对于一个前景不明的项目PSA不愿意投资,几天后,加列维离开中国。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陈祖涛曾评点广州标致的失败,他认为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加列维对中国市场没有信心。

整车厂的产品积压,也使那些为标致配套的企业陷入困境。特别是一些专门为标致配套而建设的企业或生产线,更是走投无路。原来交给广标公司的配套件拿不到钱,新的配件或是大幅度减少,或是根本不要货。广标公司本身的困难,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还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来保,而这些配套厂的困难却无人问津。

分手是痛苦的,弄不好两败俱伤,如何将影响降到最低?

但现在看来,没有信心也许只是加列维所代表的PSA集团整个管理层的一个表象,而根源则在于PSA集团从来不是一个有长远目标和规划的企业,因此当广州标致出现亏损时,加列维及时收手,这符合他们短期逐利者的思维及战略,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说PSA以及旗下法国标致失去了在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机时,远在巴黎的法国人并不以此为遗憾,反而以赚到了钱而倍感成功——事实上,他们当年的目的不就是赚钱吗?

为了减少积压,推销库存,1994年广标公司只生产8000辆左右,销售也只有8000辆,总的库存仍没有降下来。1995年,当年生产8000多辆,而销售只有7000多辆,情况十分不妙。

当时广州方面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先不与法标摊牌,为了拯救广标,建议各方股东增加对广标的投入,即增资。如果法标不同意增资,可以请法标减少或转让在广标的股份。如果法标对这二者都不同意,那就只有走破产的道路。如果破产,广州的损失最大,法标的损失也不小。广州方面希望法标从利益原则考虑,将股份转让给广州,体面地退出,这样对各方都有好处。

只是,PSA现在似乎有一点全球意识了,他们希望能够跳出欧洲的樊篱向世界范围拓展,佛尔兹的接班人、现任PSA总裁斯特雷夫已经公开表示公司要向World的方向发展,但是,如果PSA依旧没有想通他们在广州标致项目上思路及策略是否有问题,那么PSA家族的短视基因也许仍旧不会改变,至少在2008年上半年,PSA85%的营业额仍是在西欧获得的。

产量上不去,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销售价格降不下来,销售更加困难,产量越来越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尽管已经决定让法标退出,但广州仍在作最后的努力。1996年5月,时任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的伍亮率领广州汽车工业代表团赴法国,与法标领导层进行会谈,并提出了“大治理、大发展、大投入”的建议,加大资金投入,采取大的动作,从根本上改变广标的面貌。

1994年广标公司开始出现亏损,亏损额达6800万元;1995年亏损加剧,多达3.2亿元,成为全国第二的亏损大户,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关注。此后,广州标致每况愈下,到1997年标致最后退出的时候,广州标致整个债务达到29.6亿元,严重资不抵债,光利息每天就是120万元,可谓触目惊心。

但法方认为,广标的发展是应该的,但要分步进行。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改变广标的困境,然后才考虑发展。广标的销售情况不好转,一分钱也不投入。

企业产销情况不景气,也使员工信心不足,思想涣散,人心浮动,队伍不稳,人才流失,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流失比较严重。

其实,法标也很清楚,广标是很难挽救的。法标海外部经理杜蒙(当时任广标副董事长)曾经说过:“如果在法国,广标这样的企业,早就破产了。”但法标认为,广州市绝对不会让广标破产,市政府一定会想办法给广标解决资金困难的。

以上种种情况,也使广州标致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对此,胡象生回忆道,当时有位上级领导曾不客气地说:“上海只比广州早了半年左右,也是批准3万台规模,可现在已经搞到十几万台了,都卖出去了,而你们一万台也卖不出去。”

法标的想法是,增资要与清理债务联系起来,即如果增资,先要广标把欠法标的货款还掉。说到底,法方对广标的命运并不十分感兴趣,最关心的是广标欠法标的债务。加上PSA在武汉总投资130亿的神龙项目,搞了七八年当时状况也不是很好,法标无暇顾及广州标致。

◎银行行长说 “市长请喝早茶,就心慌了”

接下来的1996年6月到9月的三个多月中,伍亮先后四次在广州与法标的杜蒙见面,向法方提出股东增资和转让股份的建议,对方仍然对广州的建议不予重视。广州方面也与IFC、中信进行商讨,表明广州想收购他们在广标的股份,他们两家没有表示异议,只是价格方面要另行研究。巴黎银行尚未接触,但从侧面打听的信息,对方也表示可以谈判。

更大的现实压力则是债务。

尽管法标不愿意退出,想以此获得更多的“筹码”;但法标也有顾虑,如果法标不转让股权,万一广州标致走破产的路子,因为从他们了解的信息知道,广州方面准备破产清算。当时,中方尚欠法标3亿多元的货款,还有订了1500辆份CKD件尚未付款,两项欠款约计5亿元。广标已资不抵债,如果广州标致真的破产清算,法标5亿元的欠款可能就打了“水漂”,且会对法标的声誉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很有可能影响法标的股票价值。

1995年底担任广州市汽车办资金处处长的高符生,谈到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刚来,给外资银行追得不得了,要市政府出安慰函给那些外资银行。”她当时整天应付追债的,“那时答应了人家如果又还不了,我也没面子见人,当时我的压力也很大,他们整天打电话来,我就得跟他们讲,现在怎么样了,一定要很好态度对那些外资银行。要是他们说起诉我们,一起诉就非常麻烦了,广州标致马上就要关闭了。你要跟外资银行解释。他们不理那么多的。我就跟外资银行谈,大概可以什么时候还,人家要求我们写承诺,以汽车办的名义写都不行,要市政府写。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国家批不批准,如果承诺了不批怎么办,我们失信于银行很难做的。”不得已,还是请市政府出了支持函。

高祀仁回忆说:“劝法标退出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他们对中国市场依依不舍的,在实在无奈的情况下退出。如果他不退出的话,很可能对法国标致不利,整个法国标致在中国市场上,今后就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如果不及时退出,继续留在广州的话,我们可以另起炉灶。但是他要经过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让他和其他一些厂商合资合作的话,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就失掉了在中国市场的机会。正由于他从广州退出,才有了后来他在武汉和东风合作的机会”。

债务缠身、债台高筑,当时的广州标致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为了借钱市领导还亲自出面,结果却不甚理想,银行根本不买账。“市长请喝早茶,就心慌了。”一位银行行长当着市领导的面说。

广州已没有时间再等下去。张广宁接手汽车后,会见法标顾问孟高飞第一句话就是“go
out!”,叫法标退出,态度非常明确。“如果你们实在不愿退出,就坚决破产”,张广宁的表态让法标清楚了广州的底线,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与此同时,张广宁对法标晓以利弊,如果广州标致破产法标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如果法标退出,广州愿意偿还所欠的货款。

银行对广州标致的信心不足,以及由此引发的“骨牌效应”,使得广州标致雪上加霜。

张广宁希望和法标“协议离婚”,这样对双方都有利。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让法标不得不慎重考虑广州方面的意见。

越没钱银行越不敢借钱,原有的借款也急着收回。当时包括汇丰、巴黎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等许多国内外银行,都是借了钱给广标的,后来全部收不回借款。当时他们想起诉广标,如果起诉广标就面临破产。但是一破产就很麻烦,因为它是上市公司,它本来是市政府支持的企业,没有想过破产,如果破产会影响到香港的上市公司。而且当时广州标致借的不少钱都是相互担保的,广州一些大的企业如香港越秀、发展集团都有担保,一旦广州标致破产,将把广州的大企业全都拖进去,窟窿可就越弄越大。广州市在香港的“窗口公司”越秀可能处境艰难、广州汽车在香港的融资平台骏威将不复存在,广州市政府的国际声誉将大受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步步险招,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经过一系列的会谈,法标基本上同意退出,并于1997年3月26日双方签署了“未清账款结算合同”等若干文本,草签了“出资额转让合同”。这些协议的达成,标志着法标退出广标问题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新伙伴的进入扫清了障碍。为了使法标尽快退出,在股权转让中,广州同意给法标一定数额的转让费。不过,总的来讲,各项合同规定支付的款项比原来应付的数额还是少了很多,为广标的债务重整减轻了负担。

广州标致发展的延误,也使以汽车为主要业务在香港上市的骏威公司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出现巨额亏损。骏威的股价从过去的2元多一路下挫,跌到2毛3,净资产从过去的六七亿元跌到几千万元。内外交困,广州汽车遭遇到空前的压力。

⊙“1法郎”转让不久,广州把与法标签署的文本上报中央,国家有关部门不同意:“广标亏损了那么多钱,贷款全是我方担保,现在他还拿那么多钱走,不行,股权转让最多只能给1法郎。”

怎么办,广州不想这样轻易言败,他们希望做最后、也是最大的努力。

原机械部陈林回忆说:“当时广州是准备花一定资金购买标致的股份。因为广州标致当时已经是资不抵债,我印象中资产负债率是118%,资不抵债。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再给外方一笔钱,然后让他退出呢?这样对于今后其他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来建厂,办不成功了,我们给收购回来,这是不合适的。所以当时我们提出来,一是清算,走人;如果标致不同意,那只能按破产来处理,最后还是走了清算这条路。实际上是合资不成功的外方如何处置的问题,就是使他们合理合法地退出,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广州应该说很好地处理了标致退出这么一个问题。”
在国家各有关部委的指导下,广州处理了标致退出的问题,那么也使广州本田的发展没有了前面这些合作伙伴遗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法律纠纷,因此广州轿车项目很好地从广州标致转到广州本田。

当时,广州普遍认为,广州标致搞不上去、出现巨额亏损,关键是量太小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另一个原因就是车型太旧。广州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广标三期——上15万台规模,引进标致最新的产品。

对于外界所说的法标股份“1法郎”转让,到底如何看待?原国家外经贸部外资司副司长邓湛认为:“国际上不讲零转让,国际上讲的是,如果你真的是资不抵债,你就进入破产程序,由法院去判。破产也就是没有啦,卖东西都不够付债的,你还要什么钱,基本考虑就是这个。”从法律上讲,一个企业资不抵债,就是破产。企业破产后对债权人的债务偿还有个顺序,先交税,再给职工,最后才是银行及其他债权人。但是进入破产程序对谁都不利,法标也不想,大家都不想进入破产程序。

实践证明,这只不过是广州的一厢情愿。

邓湛回忆说,“当时破产法还没颁布,但从法律上讲,他应该这么走,他也拿不了钱。”还有IFC虽然只有4%的股权,但银行组织对他们有压力。邓湛专门和IFC亚洲区的局长谈过广标的事,IFC也想尽快结束,只是不愿意负债,所以IFC对法标也有压力。

◎10大改进+18条措施= 一万台也销不出去

“1法郎”转让,多少有点出乎法标的预料。于是法标拖了将近半年,到1997年9月18日法方才派人来广州,商讨股权转让合同修改问题。一连五天,仅仅就1法郎转让股权问题,双方展开了拉锯式的会谈。同时,国家计委、机械部、外经贸部多次做工作,提醒法标不要因此而影响自身的利益。广州方面考虑,如果继续僵持着,法标不肯走,新伙伴进不来,损失最大的是广州。为了争取时间,广州方面决定将原来股权转让的款项大约补回50%左右,加到其它款项中去,并向法标强调:这是广州最大的让步,如果还不同意,就坚决破产。法标知道再也无法付价还价了,回国后马上向上级汇报。法标高层权衡利弊,同意了这个方案。

为了改变广州标致的被动局面,
1993年10月30日,广州市市长黎子流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专门由市政府成立汽车工业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伍亮任组长,副市长刘锦湘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市计委。1994年6月,汽车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改称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汽车工业办公室”,负责汽车工业建设项目的策划、组织实施、协调关系,以及汽车发展基金的管理等工作,并给予充分授权。同时成立安迅公司,为广州汽车发展筹措资金。

经过一番权衡,1997年10月31日,法标高层派人来穗,与广州正式签署了所有合同。与广州合作13年的法国标致,终于体面地退出

广州试图最后一搏。当时广州标致卖不出去,1994年9月20日,黎子流带领市有关部门一帮人专门到广标公司现场办公,黎子流形容广标轿车“头搭搭,狗仔爬,不好看”,要求对车型进行大的改进。

了。对这一次签字,参与谈判、后任广州本田生产部部长的陈建伟有一感性的描述:“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碰杯,没有合影,而在双方内心深处都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标致505是法标1977年投产、1987年停产的车型,广州标致505SX轿车,1989年才开始试产,起初两三年还很吃香,但由于车型太落后,很快就不行了。根据市领导意见,广州标致对内饰、尾翼、保险杠等10大项做了改进,并于1995年2月试产了300台改进轿车投放市场。由于车价上升,发动机和底盘又没有改变,市场反响不够强烈,销售改观不大。改进型车总共也只生产了约三千辆。

⊙“看来张市长要把老家卖掉了”当时广州成立了几个小组,一方面和法标谈退出,一方面和新伙伴谈合资,并且基本定下来本田,如果标致不退出,广州就不能和本田签约。而法标最后坚持不见钱不签字。

广州标致的大量积压,让主抓汽车的伍亮更是坐不住。胡象生回忆说,从1994年四季度到1996年2月的一年半时间里,伍亮为广标公司销售问题所召开的专题会议有10次以上。1996年3月6日,也就是广州决定更换伙伴的一个多月前,伍亮还专门召集汽车办、骏达、安迅、广标的领导就广标的销售问题开会。
“广标如果今年打不开局面,危险性很大。会影响到骏威、广标本身以及广州的汽车工业”,伍亮还动员大家“选好人,大动员,给条件,树信心,天天有进度,天天有情况”。

张广宁事后回忆说,“时间非常紧迫,就像打仗一样,连李鹏总理去日本(参加广州本田基础协议的签字仪式)的行程都已经定下来了”。

为改变广州标致销售的不利局面,1995年伍亮为广标提出了18条销售措施,并要求每一条都要制定一个可操作的方案,从而形成一个整体销售策略。

当时张广宁正随高祀仁书记在泰国考察,一边看本田泰国工厂一边和本田谈判。那天晚上,正大集团的老板请广州的代表们吃饭,主人推荐泰国的“金枕头”榴莲,说什么“金枕头,卖田卖屋都要吃”,意思是味道非常好。结果广州市工商银行副行长陈国明打来电话,说因为担保没落实钱到不了。这一来,张广宁不但对“金枕头”没了心情,连饭都顾不上吃,马上与家里联系。

1995年底,广州标致产销量仍然只有8000辆左右,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14000台计划差一大截,更不用说3万台了。这种情况非常出乎市领导和汽车办的意料。对此伍亮有些伤感:“标致车比桑塔纳要高一个档次,为什么上海一年能销十几万台,而标致就一万台也销不出去呢?”他真有些不明白,也有点不服气。

按照最后的谈判,广州应支付法标所欠货款3.8亿元。由于市财政没钱,大部分银行都不愿意借,只有广州市工商银行答应借钱,但按照规定借款必须有公司担保。由于多年来广州标致“名声在外”,几个大企业纷纷和政府打起“太极拳”,汽车办派出的代表都被人客气地打发回来,原希望越秀担保,但是最后不成功。没有办法,最后张广宁找到自己的“老家”广州钢铁集团,广钢集团答应担保,张广宁派人去广钢,临走时对方撂下一句话:“看来张市长要把老家卖掉了。”

不过,伍亮仍然没有灰心。1996年元旦刚过,伍亮又与刘锦湘马上召集市汽车办、骏达集团、安迅公司和广标公司有关领导开会,讨论1996年的生产销售问题。伍亮说:“如果今年25000台都卖不出去,我们就只能举手投降,‘从头越’,另请高手。”话语中透着一种悲壮。也就在这一年,广州终于失去了对法国标致的耐心,广州标致的25000台计划也不了了之。

张广宁听后,叫汽车办的代表回一个话:“我就是不当副市长,也要将钱还给广钢”。

广钢集团的担保,加上工行的大力支持,终于在1997年10月31日晚上如期开出信用证,法国标致最后签字退出。

尽管事隔多年,说到广州市工商银行的副行长陈国明,张广宁还是表示由衷的感谢,让广州汽车重组度过一大难关。

最终签署的合作文件规定,法标以“1法国法郎”的价格把其在广标22%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广州方面,广州方面则把广标欠法标的货款还清。同时,广州与中信、巴黎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也逐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广州标致100%的股权都归广州拥有了。而且,广州方面所付出的资金,比实际应付的减少了近2.5亿元,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以这种方式处理与法标等股东的关系,广州方面所付的代价比预计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成果确实令人欣喜。谈判中有个插曲,当时中方提出“零收购”,法国人说没有“零收购”,必须1法郎转让。“因为我去过几次法国,便回到家里找了五个法郎的硬币,最后用一个精致的东西龛起来,五个股东每人一个,拿回去交差。”刘辉联说。

尽管标致已经退出,但广州标致给不少人心里蒙下了一层阴影,一些人打着疑问号:广州未来的新伙伴怎么选,会不会搞成第二个广州标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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